“中国鞋都”折冠封都的角逐,是从福建晋江开始的。由孔令辉、李永波、周杰伦等文体明星代言的“安踏,我选择、我喜欢”“361°,多一度热爱”和“Deerway,onthe way”等品牌广告,激发了人们对晋江这座千年古城的好奇。一群祖祖辈辈以种田捕鱼为生的农民,凭借“一双鞋子”闯天下,将这片东南沿海贫困落后的小渔村,打造成年产值逾千亿元、培育上百个运动品牌的制鞋产业基地,连续17年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10位。从冒牌到贴牌再到品牌,晋江鞋业识时通变、浴火重生,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
“冒牌鞋”:没有品牌的“品牌危机”
晋江鞋业的兴起,源于改革开放与“侨乡”特色的奇妙结合:没有穿着时尚的华侨回乡,当地人不会把注意力放在鞋子服装这些“小洋货”上；没有国家鼓励的“三来一补”经营模式，他们也没有现成的条件学会做鞋制衣。
1979年3月,晋江县陈埭镇洋埭村村民林土秋等14人,以人均2000元标准“联户集资”,创办了“洋埭服装鞋帽厂”,敲出第一双“晋江鞋”。由于手工制鞋技术门槛低、资金投入少,村村户户都兴起小作坊。村民们把侨胞馈赠或走私过来的鞋子当样品,连心疼带算计地拆开模仿。不足39平方公里的陈埭镇,很快就聚集了上千家大大小小的制鞋小作坊。这支由锤子、剪刀和缝纫机装备起来的陈埭农民制鞋大军,点燃了乌边港两岸制造业的星星之火。
由于短缺经济造成供应严重不足,没有商标的“晋江鞋”照样不愁销路。侨乡独有的信息优势,使这些“国产小洋货”在外形设计、制造技术上更有竞争力。这些“目不识标”的草根创业者,似乎只关心赚到自己手里的钱,并不在乎穿在别人脚上的鞋,更遑论鞋子的品牌。
由于材料、技术和工艺不过关,有的鞋子没穿几天就脱帮穿底；特别是卖到北方市场后,因空气干燥、气温低而开裂的现象比比皆是,被消费者怒斥为“三天鞋”“过街鞋”。一无品牌、二无品质的“晋江鞋”,开始遭遇没有品牌的“品牌危机”。市场萎缩、产品滞销,消费者投诉不断。一度颇受追捧的“晋江鞋”,变成质量低劣“残次品”的代名词。
然而,并不是给产品起一个好听的名字就叫品牌。对于这些刚刚放下锄头、收起渔网的农民来说,品牌建设持续的智力投入,无疑是个天大的难题,远非一些专家学者阐述理论时那样轻松。与其继续仿制饱受市场诟病的“三无产品”,不如索性做连商标和包装都齐全的“冒牌鞋”。一些热衷于投机的鞋商找到了抢占市场的“秘密武器”。市场上开始充斥大量的“冒牌货”。
“贴牌鞋”:“耐克学徒”的冷板凳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确立了方向,市场化改革加油提速。第二年,首次“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全面进入新阶段。
当时,亚洲“四小龙”制造业陆续迁入中国大陆,全球第三次产业转移进入规模化阶段。控制全球80%以上品牌鞋生产和贸易的台湾制鞋业,抓住两岸政策和市场双重约束渐次放开的机遇,加快制鞋产业向大陆转移的步伐。
正苦于“冒牌之路走不通,品牌之路不会走”的晋江鞋商,很快嗅到了全球制鞋产业转移的商机——依靠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以及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还有大批早年从晋江移民台湾的台胞,晋江完全有条件成为承接台湾制鞋产业转移的首选地。虽然此前已有台胞投资建厂,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也相中晋江,但大多为前期市场布局,产能建设规模有限。
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晋江鞋业迎来新一轮的产业发展机遇期。一种按外贸订单组织生产的OEM代工厂模式,自此应运而生,既可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又能绕开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难题。在冒牌与品牌的鸿沟之间,晋江人找到了一个叫“贴牌”的通道。
很快,海外代工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如获至宝的晋江鞋企埋头苦干。“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相当一部分鞋商都在这段时期完成了原始积累。
由于订单持续增长,数以千计的制鞋小作坊决定增加投资,变身为风险小、成本低、利润来源稳定的代工厂家。尽管代工利润逐年下降,众多鞋商代工业务模式延续至今。
给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做贴牌代工,不仅使晋江人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培养了熟练的制鞋工人,还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健全了质量控制体系,并逐渐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一些产业经济研究者形象地将这些代工鞋企称为“耐克学徒”。
有了代工生产国际品牌的能力和经验,晋江鞋企并不甘于久做“耐克学徒”的冷板凳。一个个听起来洋气十足的自主品牌,纷纷开始登场亮相。
“品牌鞋”:“晋江频道”的次声波
尽管早就知道“贴牌是做人家的生意,品牌是干自己的事业”,真正促使晋江人下决心转型做品牌,却是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业大洗牌。
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爆发。各地外向型经济及贴牌生产模式遭遇重创——外贸订单急剧缩水、利润水平大幅下降,众多晋江鞋商濒临经营亏损的困境,一些单纯靠外单加工的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经济低迷导致竞争加剧和产业洗牌,而差异化和高利润都离不开品牌。当地一些受访鞋商回忆,他们生产的鞋子只要贴上国外品牌,价格立马就能翻好几倍,代工订单却越来越少,利润则越挤越薄。危机使晋江人深切地体会到“贴牌之痛”,更激发了他们对品牌的追求。于是,从危机中寻找契机,用品牌塑造价值,很快成为晋江人的共识。
1998年,晋江市提出“品牌立市”。“实施区域品牌造势战略,占领市场主导权”,一度成为当地最响亮的口号。
1999年,以“安心创业、踏实做人”重新诠释品牌含义的安踏创始人丁世忠在公司董事会上力陈己见,决定花80万元聘请乒乓球运动员孔令辉为安踏品牌代言,并向CCTV-5支付300万元广告费。按照当年安踏公司的财务状况,“明星+广告”的总支出,恰巧等于公司全年的总利润。丁世忠胆量之大、出手之重,至今仍令同行们钦佩不已。多数业界专家认为,无论引用何种营销策略或风险评估,这种拿100%利润做广告的行为,都是一场风险巨大的“豪赌”。
孔令辉和丁世忠都赢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孔令辉获得了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伴随着那句“我选择,我喜欢”的广告语,安踏的品牌家喻户晓。从2001年到2007年,安踏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12.5亿元。从此,安踏拉开了与其他晋江鞋企的距离,成为名副其实的行业领头羊。
如果说金融危机倒逼晋江鞋企走上自主品牌的“独木桥”,北京申奥成功则照亮他们品牌之旅的“阳关道”。安踏“明星+广告”创牌模式的巨大成功,为众多苦于“造牌”无门的鞋企找到出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牌运动”在晋江上演了。
从专业运动鞋到时尚休闲鞋,从请体育明星到邀文艺明星,明星们不仅把品牌从“运动会”带进了“演唱会”,也将年度代言费从几十万元涨到数百万元。一些花不起大价码却又“求星若渴”的小鞋企,只好低价搬出二三流明星当“救星”,或者干脆找几个“明星脸”做替身打广告。随着这些品牌广告在各大电视台黄金时段密集播出,一大批体育用品企业脱颖而出,“中国运动鞋在晋江”的概念深入人心。
从1984年只有5个注册商标,到2017年拥有68609个注册商标,包括马德里国际商标310件、中国驰名商标42件、福建省著名商标220件,晋江人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品牌之路。
不过,相对于“晋江频道”热闹的广告宣传,一种听不见的次声波开始与晋江品牌同频共振。数年之后,晋江人在市场洗礼中才去除噪声,获得清晰的反馈信号:广告热度并不意味着品牌价值。晋江品牌唯有从低端模仿起步的创业,转型升级为对标国际水平的创新驱动,才能突破产业层次低、产品同质化、产权家族化的重围,找到真正的品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