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哲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东坡的这首《题西林壁》，原本是谈游山的体会，但用在对经济周期的感知和预测也十分贴切。正如群山从横面、侧面观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多元复杂的经济运行更是如此，没有一种经济周期理论能够与现实世界的运行完美匹配。但周期确实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会当凌绝顶”的效果，脱离出众多微观因素的干扰，从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预测未来经济的波动，也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中国正面临一个越来越短的库存周期
从影响经济波动的短期因素来看，中国正面临一个越来越短的库存周期。存货是衡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一个重要环节。库存周期分为主动补库存、被动补库存、主动去库存和被动去库存四个阶段。当需求上升，库存仍维持相对低位时，企业处于主动补库存阶段；当需求放缓，企业库存上升时，标志着主动补库存接近尾声。反之，当需求放缓，库存下降时，企业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当需求上升，企业库存下降时，标志着企业处于被动去库存阶段。
预期库存可以用采购经理指数的原材料库存指数的变化，实际库存则可以用工业企业的存货来观察。从历史统计来看，采购经理指数变化非常频繁，波动频率过高，可持续的周期性特征并不明显；而工业企业的存货由于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波动过于平缓，掩盖了企业的库存波动，不够灵敏；而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情况，与终端需求的联系最为直接，周期性特征也相对明显。
预期需求可以用采购经理指数中的新订单指数的变化，实际需求的变化最直接的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观察。从历史统计来看，与库存类似，采购经理指数中的新订单指数也同样波动过于频繁，周期性特征不明显，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含了多个产业的销售总额，周期性被大幅平滑，考虑到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赊销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销售模式，应收账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及时反映产品的需求变化，更适宜作为观察需求变化的指标。
从表中库存周期来看，一个完整的库存周期大概需要经历3-4年，但是2013之后，库存周期出现了越来越短趋势，其中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的库存周期仅历时不到两年。而2018年4月以来补库存周期，仅仅为4个月，从幅度上来看，补库存的强度和去库存的强度也远远弱于之前几次。较短的补库存周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对于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即使微观市场出现了一定的需求上升，但是企业补库存的意愿和持续性仍不强。另一方面是由于2016年补库存力度相对较大，但是库存去化并不彻底，导致下一轮补库存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由于2018年4月补库存的强度较小、历史较短，预计本轮去库存阶段将在2019年一季度左右结束，但由于2016年库存周期的库存去化不彻底，预计在去库存周期之后，补库存的动力仍然不足，对于经济不会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
中国正面临一个越来越长的设备投资周期
影响经济短期波动的另一个因素是设备投资周期。设备投资周期，也称为朱格拉周期，反映了企业生产设备更新导致的投资周期性变化。按照欧美等发达国家来看，朱格拉周期一般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比西方国家要快很多，用大概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工业阶段，设备投资周期在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统计上的那么长，大概和库存周期类似在2-4年左右。
和库存周期逐渐缩短的趋势不同，中国的设备投资周期有逐渐加长的趋势。2005年-2009年，设备投资周期平均为两年左右，而2009年到2016年设备投资周期则在3-4年。分析原因，一方面中国在加速工业化完成之后，设备投资周期有向西方发达国家趋近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家对未来经济预期较为悲观的情况下，也会延缓设备更新的进度。从2016年3月以来的新一轮设备投资上升周期经历了21个月，预计下行周期也将持续2年左右时间，预计2019年四季度左右结束。
房地产这只“灰犀牛”还在我们身边
关于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走势，长期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褪去和生育率的下降，大趋势显然是向下的，过去，房地产承担了过度的地方财政功能、经济增长功能和投资功能，未来土地财政、经济粗放式增长、房地产炒作都不可持续，房地产需要回归需求的本质，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次“需求软着陆”。
尽管如此，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还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存在着限购、限贷、限价等政策管制，政策调控的空间还很大。在这种近似“被冻结”的状态下，任何一项房地产限制措施的放松，都可能成为房地产市场一次供氧，增大一分房地产“需求软着陆”的概率。
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周期已经出现了工业化以来的第一次拐点。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人口红利带来了几十年房地产的繁荣，但在2015年第一次出现了拐点，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正向贡献开始减弱。中国房地产的背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只是价格趋势还不到变化的临界点，伴随着“房住不炒”的政策让“房价不涨”成为一致预期，这个临界点也已经不远。房地产这只“灰犀牛”可能已经越来越近，预计未来房地产新增投资将进入至少20年的调整期。
民营经济没有活力，创新源泉从何而来？
一个企业的命运总是同它所处的经济环境、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2018年，只有身处其中的企业家才知道有多么艰难。
融资问题一直是压在民营经济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018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融资问题进一步激化成流动性问题，甚至蔓延到生产经营层面。很多民营经济本来是响应时代趋势，积极进行产业转型，不惜投入多年积累大量资金，预期到各种创新失败、产业迭代、人才流失的风险等等的各种产业转型的风险因素，但是却倒在了金融去杠杆的断崖之下。很多已经转型初见成效的企业，由于短期资金链断裂，功亏一篑，不仅新产业转型失败，有的甚至不得不割舍掉一手创办、经营几十年的企业控制权。
而一些没有出现短期流动性问题的企业，由于在去产能过程中，亲身经历了上游国有企业与中下游民营企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在去杠杆中，看到了太多的同行业倒在了最后冲刺的一公里；在中美贸易战中，感受到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在一些管制措施中，嗅到了新计划经济的味道，以及对于人身财产安全的潜在威胁等等。一些企业家产生了对于未来经济基本面、政策面的忧虑，失去了信心，感到背负的企业已成包袱，于是主动退出了实体经济。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说，“企业家精神不仅是经济和技术的,也是文化的和心理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绩离不开企业家精神，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脱变为今天的大都市，也离不开企业家的冲锋陷阵。在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如果企业家没有了信心，微观经济没有了活力，创新的源泉从何而来？
关于产业预测：工业化列车一去不会再返
四十年前，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生产和加工环节开始向中国转移，大批农民工进城，一个个工厂车间里，坐满蓝领工人，每天超负荷工作，一个月只需要千元左右的工资，巨大的人口红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
四十年后，当我们还在反思如何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摆脱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型产业时，其实“世界工厂”已经开始逐渐向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迁移的趋势。就算我们不反思，传统制造业也已经在开始离我们而去。
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平衡的，人口的红利更多的体现在东部地区，但中部和西部很多地区还相对滞后。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进程显然还没有完成，产业纵深还有差距，基础设施建设还有潜力，但是它们能够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区竞争，承接下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接力棒，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能复写东部昨日的辉煌吗？
从需求来看，传统工业的列车再向上冲刺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当人们吃饭的需求满足以后，农业的总量就停滞在那里了；当对汽车、电视机的消费需求满足得差不多的时候，工业产品的增长也就到了极限了。当增量到了极限，但各个要素的生产成本反而在上升的时候，传统工业未来的增长空间就被压缩了。
从供给要素来看，传统产业的列车没有办法再开倒车，其中人贵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劳动力在中国是一个全流通的大市场，但是整体用工成本已经水涨船高。越南、柬埔寨等这些国家，人均成本千元左右，而中国，外卖小哥的月收入都逾万元，更何况是还有一定技能型的制造业工人？日常用品的平均单价在千元左右的制造业来说，要何等的商品单价、何等的高附加值、何等的规模经济才能消化万元/人/月的成本？人工成本是不可逆的，中国经济的列车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的站点，没有来得及上车的“乘客”，只能等待下一班列车，也许是互联网+、也许是人工智能+、也许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或者高端服务业。
2018年阿里达摩院发布了十大科技趋势，包括智能城市、语音AI、AI专用芯片、图神经网络系统、计算体系结构、5G、数字身份、自动驾驶、区块链、数据安全，这些看起来有些遥远的技术名字，会逐渐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角落。
中国能否稳定在一个相对成熟经济体的增速水平？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已经趋于成熟、老化。原来先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纺织和服装业、钢铁、冶金、煤炭开采业、铁路运输行业、汽车制造行业、机械制造业、家电行业、石油、化工、电力，以及贯穿于中国城镇化进程始终的房地产、建筑、建材行业等，都进入了供给成熟或老化阶段，给经济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
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开始转型，比如从传统汽车生产向新能源汽车转型，从服装加工向品牌服饰转型的等等，但星星之火仍未形成燎原之势。新兴产业，如5G、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精密制造等也已经显示出高速增长态势。但从体量上和传统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作用，尚不足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上行周期。
中国正处于从供给老化向供给扩张转换的关键时期。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不可避免地会对老化供给形成冲击。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高度重视。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起来时，日本未能及时引导要素进入新供给形成领域，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依赖汽车、家电等老化供给，经济增长难以走出供给老化阶段，目前夏普、东芝等老化供给的代表性企业已经纷纷陷入经营困境，日本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前景。
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如果不能为新供给扩张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打破传统产业的利益格局和阻挠，可能会影响新供给扩张的进度。反之，及时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和市场环境，大力培育新供给，中国经济则有望企稳，维持在一个相对成熟经济体的增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