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发布“2018年十大消费侵权事件”，“农村里的山寨货”上榜。关于该条的相关数据让人惊讶：中消协组织开展全国农村集贸市场调查发现，155个农村集贸市场中有87个市场存在涉嫌假冒产品，73个市场存在“三无”产品，43个市场存在伪劣产品，27个市场存在过期产品。山寨商品问题突出，山寨商品已经严重危害了农村消费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事实上，假冒伪劣产品特别是山寨产品从城市下乡，把农村当作卸货地，为时已久。几年前有个“我的山寨生活”的段子，反映了农民朋友与山寨产品相伴的“感人”生活场景——早晨起床，用“瓢柔”洗了洗头，之后泡上一桶“康帅博”方便面，抽一支“中毕”香烟，解闷儿。早餐后，穿上“报喜乌”的外套，含一块“大白免”奶糖，下楼。走进了“家福乐”超市，商品琳琅满目，有“玉老吉”“娃娃哈”“脉劫”“蒙午”，还有“丑粮液”呢！从超市出来，听到鞭炮声，又一家“背德鸡”开业了。
看似调侃，实则沉重。有人说，农村是假冒伪劣的“最后乐土”，也是打假治劣的“最后一公里”。政府一直很重视农村市场的治理工作，但效果并不如人意，问题出在哪儿？从“最后一公里”这个比喻可以看出些端倪。我们知道，我国的农村一般都是村落散居状态，与地域广相伴，交通不便，物流不畅。也就是说，这“最后的一公里”太多、太散，加起来太长，走起来太艰难了。这就与基于较多人口的农村市场拥有的巨大消费需求形成矛盾。正是有这样一个矛盾存在，就让一些不法厂商寻到了赚钱机会。他们利用农村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差、生活富裕起来之后渐渐萌生的向城里人看齐的消费冲动，大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赚起昧心钱。而村里的小商店店主及农贸集市的经营者也贪图眼前利益，与假冒伪劣生产厂家沆瀣一气，把农村市场搞得乌烟瘴气。
从监管部门来看，明知道农村假冒伪劣很严重，一定要下大力气管才行，但管起来却非常头痛，常会陷入纠结无奈的窘境。虽然山寨货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识辨容易，但要让村里文化程度不高的留守老人妇女掌握辨假技巧，主动举报投诉维权，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而村里的小商店、小超市经营者，资金并不充足，自身素质也不高，有人明知是假冒伪劣产品仍进货销售。这些人法律意识淡薄，也不懂知识产权保护，因销售假冒产品被起诉后，总是不配合、不认罪，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多个小超市业主“抱团”对抗执法人员和法院的事件。
除了面对监管对象的无奈，监管部门在执法力量上和技术上也常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在技术层面，光凭肉眼和经验来识别假冒伪劣产品是不行的，更多的产品必须要凭借专业化的设备来验证真伪。农村周边很少有检测机构，即使监管部门有流动检测站，但其检测能力有限，无法做到产品全覆盖，有些产品还要送至市县设备更完善的专业机构才行。送检过程耗时费力还搭钱。只有检出产品是假，费用才由销售者出。但实际上小摊贩、小店主根本承受不了大额的罚款和送检费用，执行起来就困难重重。
相比较而言，制假售假者就轻松多了。他们一般活动都很隐蔽，而且投资小，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农村消费网点极为广阔、分散，基层监管部门限于人力财力，即使全员出动、天天打假，也会顾此失彼，按下葫芦又起瓢，收效甚微。考虑到违法企业更容易躲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巨伞之下，监管部门农村打假治劣的工作就更难开展了。
农村打假治劣“最后一公里”难走，决不意味着就不去走，不治不管，相反，要更加用心来治，用智来管。有学者认为，农村假冒伪劣盛行，是我国一直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逻辑产物。这种二元结构导致诸多“最后一公里”问题，其中包括城乡市场消费能力的差别，也包括实际监管力度在城乡间的失衡。因此，打假治劣应从改善这种二元结构入手。一方面，要大力构建完整顺畅的农村商贸流通体系，打通商品从城市厂家到农村商家的“最后一公里”，以利于正牌商品进入百姓家中。另外，加快农村超市的布局，从而让更多农村消费者能像城里人一样，购买商品时有更大的挑选余地。另一方面，政府监管部门要改变职能工作上的二元心态，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农村去，探索符合农村实际的监管模式。多形式、经常化地在农村地区进行产品质量科学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引导老百姓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农民群众的质量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只有让所有的农民都行动起来，加入到打假治劣的行列，才能编织成一张疏而不漏的群众监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