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老何身穿棕色皮衣，留着分头，小眼睛，从外表上看，跟一个普通的农民工没太大区别。只有在他说话或是思考的时候，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里，才会透出商人的精明与世故。
在老何看来，郑州的小食品之所以接连“出事”，主要原因在于，随着“正规军”的聚集，受利益驱动和监管缺失，黑作坊开始滋生，最终导致“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
十八里河镇柴郭村村民“阿杜”介绍，黑作坊生产，往往投入少，收益大。“起步资金不过几千元，租个五六百平方米的厂房，临时招十来个人，一天能出上千件货。一个老板干了3个月，就买了辆别克轿车。开始还只是麻辣食品，后来发展到只要是吃的都能生产，有的还是‘名牌’。”
老何本是江西人，因为妻子来自湖南省平江县———当地盛产各种麻辣食品，随即进入小食品行业，后辗转来到郑州市，“从业”至今已经10年有余了。
“虽然我人不算老，但是在这个行业干的久了，所以他们就叫我老何。”老何满嘴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浓重得就像他周身散发出的麻辣味。
2011年4月份，因为招工困难、成本增加等因素，老何把自己的麻辣食品作坊从江西南昌迁到了郑州。为了扩大产能，还从亲戚朋友那里借了20多万元。
“在我们业内有句话，做小食品的，如果在郑州赚不了钱，在别的地方也就不用干了。因为郑州有全国最大最有名的小食品市场，各地的经销商都会来这里进货，可以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老何所说并非夸张。由于河南是重要的粮食大省，人口大省，加上交通、物流业发达，经过多年发展，围绕郑州市及附近的新郑、中牟、新密、荥阳、新乡等地，已经形成了一条颇具规模的小食品产业带。
以最为典型的郑州市管城区十八里河镇为例，其从1992年起开始实施“南白北绿”工程，即镇政府以南各村发展加工粉芡、粉条、粉皮和豆腐制品的白色副业；镇政府以北发展绿色蔬菜种植业。随着白色副业渐成规模，来自全国各地的生产商纷纷在此开设小食品加工厂。截至2005年，该镇及周边地区的小食品产业已逐渐形成了一条集原料供应、食品机械加工与销售、印刷包装、物流在内的完整产业链。
当地政府一名工作人员介绍，十八里河镇紧挨着中州大道和郑新公路，向北到南三环2公里，向南到南四环不到1公里，到绕城高速不到5公里，向西到老107国道4公里，即使向东到京港澳高速直线距离也不超过10公里。更重要的是，与辐射全国市场的万客来食品城相距也仅4.7公里。
“便利的交通、低廉的采购成本、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多重优势叠加，推动了小食品产业链的形成和完善，并带动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十八里河镇的户籍人口仅有3万人左右，而小食品产业聚集后，外来人口达到了常住人口的数倍。”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老何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一场针对小食品加工厂的整治风暴不期而至。
2011年5月22日，北京市查处60种不合格调味面制食品，有53种出自河南，其中36种集中在十八里河镇所属的郑州市管城区；7月12日，媒体再次曝光郑州和新乡十几家沙琪玛加工厂生产含“毒”沙琪玛。随后，郑州市管城区政府责令关闭十八里河镇及周边地区所有的小食品生产企业。
“那时过来刚安顿好，就赶上整治行动，不管有证无证，都得搬走，我们被赶的东躲西藏，一下子就懵了。”老何说。
老何的一个老乡，刚刚租了厂房，把生产机器通过物流发过来，眼看风暴骤起，干脆直接将机器转手他人，彻底不干了；老何的表弟，此前已经在郑州干了3年的小食品生产，被迫搬迁至新乡市，租了个2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但因为证件尚未办齐就开始生产，遭到停产整顿，后来转行卖建材去了。
迫于无奈，老何一度将自己在十八里河镇投产的食品作坊转移至河南省汝州市，然而春节过后，又悄悄地搬了回来，目前在一个“三不管”的地方。他承认，类似“回流”并非个别现象。
“下面虽然可以办到生产许可证，采购原料还是得到郑州来，成本增加太多，但是这边一律停办生产许可证，实在是两难。”老何说。
眼看着不少同行或者搬迁，或者转入地下生产，老何仍在“固执”地等待，但也有了更多的思考：“说起郑州的小食品，最红火的时候，外地产品纷纷假冒仿造，每件货品高出5块钱还很抢手，现在经销商一听说是郑州的牌子，便宜好多人家还不敢要。这样的变化令人痛心，教训也很深刻。”
老何认为，长远来看，对于郑州的小食品产业来说，眼下经历的低谷未必是件坏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看到，今后食品生产的方向，就是要做大做强做出品牌，小打小闹小作坊肯定会被淘汰。政府如果处理得好，就会促进行业洗牌，推进转型升级，处理得不好，就会错失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