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经济系教授托马斯·萨金特的首次中国之行，还是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
5月18日，在由河北省政府及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华夏幸福基业投资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2012环首都绿色产业高端会议”演讲之初，萨金特还是客套地表达了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赞叹。萨金特坦陈，中国普遍存在“模仿”现象，虽然现阶段“模仿”成为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但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还是需要创新。
中国制造业的症结何在？在转型十字路口的中国制造业，最终将走向何方？
中国还要继续为美国打工？
萨金特：中国在过去30年成为世界工厂的首要原因，是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了人力资本的质量，使生产力快速提升；另外，中国很开放，善于学习、模仿先进国家，利用国外优势。但毫无疑问，未来这种模仿不再有效，中国制造需要有自己的创新。用什么来创新呢？那就是依靠以研究和开发为主导的优秀大学，这些研究人员目前做的事情看起来好像还没什么实用价值，但一旦成功，就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市场供应也会选择那些有创新力的地方。
傅成玉：当前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外部经营环境都在急剧恶化，美国提出来“再工业化”，我相信高端制造业继续向中国转移的希望越来越小。各级政府要为企业创造更好的发展生存环境，这是政府责任；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要重视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和创造力。
魏建国：我想与萨金特先生共同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制造业正处在全球化的最好时机。上个月我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有过一次非常有趣的谈话。我问他：“当今美国的产业基地在哪儿？美国的产业工人在什么地方？”他笑着回答，“可以这么说，当今美国的产业基地就在中国的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而中国的农民工恰恰就是当前美国的产业工人。”这是一个聪明而美妙的回答，但也给我们中国今后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一个十分尖锐而又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在新一轮全球产业的布局中，中国应采取何种战略，才能抢占世界产业的制高点？
中国加入WTO已经十年了。这十年，中国抓住了世界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不仅成功地解决了1.2亿农民工的就业，而且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中国凭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以及劳动力红利所付出的代价。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今后我们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为此，下一步中国制造业只有实施全球化，才能够在经济发展新形势中有更大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转型有哪些障碍？
龚方雄：中国制造业竞争优势里面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成本因素，但优势在消失。这也就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中国会不会出现所谓的未富先衰，也就是陷入中等收入的陷阱。其实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跟拉美、东南亚很多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在各种成本上升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当中，劳动生产率并没有适度的提高，因为劳动成本的上升实际上是人为地降低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王小鲁：中国制造业已经处在一个过度投资的状态，其中存在着大量的低效率和无效率投资。举个例子，比如说钢铁行业，市场容量一年大概6亿吨左右，但是产能已经到了9亿吨，现在三分之一的钢铁产能过剩。今年一季度钢铁行业是全行业亏损，原因在于过度竞争。而且现在的问题不光出在传统产业，像新能源领域，比如说太阳能、比如说风电，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产能过剩。就连一些新兴的高科技产业领域也都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另外，我国今年的GDP增速在急剧下降，一季度大概是8.1%。接下来看，由于出口放慢，由于投资方面已经造成了大量的投资过剩、投资空间在逐渐收窄，再加上控制房价对房地产业的影响，所以整个投资形势也不乐观。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结构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而现在出口上不去，投资也上不去，就必然对经济增长提出一个严重的挑战。
陈建明：中国的税务体系及创新体系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巨大。在全球209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中国企业的税负大概排在第31位，意味着中国的税务成本排在全球前15，而中国是仅次于法国、排名全球工业化国家第二的国家，所以金融体系和税务体系的改革，对中国制造业改革和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力提升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知识产权的发展一定会影响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有些国外企业之所以不敢把高新技术带到中国，就是担心中国合作伙伴一旦掌握这些技术以后，不愿意再和他们继续合作。
李一：中国制造业很多实际上规模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是超过了美国，但是内容，包括创新等含量是低的，所以是大而不实，大而不强。举个简单例子，前不久哈佛商学院讨论过一个问题，是说中国在短时期内还不可能对美国制造业产生威胁，同时也不可能在短期内赶上日本。根本原因是制造业大国还体现在创新能力和研发比重上，我国目前的研发投入比日本少了7倍。
最迫切的是什么转型？
王小鲁：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调整结构。改善我们现在的结构，把过高的储蓄率、过高的投资率，转变到一个消费适度的可持续的增长方向上来，至少是消费需要和GDP同步增长这样一个轨道上来。否则的话，未来经济下降是可以预期的。结构调整可能涉及到一系列问题，并不简单是一个刺激消费的问题。背后主要是收入分配状况的问题，同时涉及到现行的财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等一系列体制方面的问题。
陈建明：最恰当的产业政策，并非体现在多么大税收减免，而是体现在政府和民间资本通过战略合作及时发现产业发展的各种障碍，然后通过恰当的干预去消除它们，希望在十八大以后，政府在出台产业政策的时候，更多和民间资本有战略合作，来消除制造业发展的各种障碍。
张伟祥：前段时间对温州企业转型的报道非常多，诸如眼镜大王转型等，我个人认为，企业不要轻易转型，当一个企业的主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时，它的风险非常大。另外对于非上市企业，主要融资渠道是银行，去年因为银行非常强的话语权对制造业影响非常大，希望能有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多层次银行融资，放开银行贷款对制造业会很有帮助。
辛仁周:发展制造业要注意两方面内容：第一要有规划，第二要加大研发。有个初步统计，目前全国有18个省市把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性产业，作为支柱性产业，因为现在根据国家政策有扶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要。但必须要有做汽车的基础才能做新能源汽车。另外就是研发投入，虽然美债和欧债令国外企业叫苦不堪，但是一些跨国公司仍然在加大力度搞研发。比如说去年微软、英特尔的研发投入约为80亿美元，而我国的信息产业，前100家相加起来的研发投资约为110亿美元，差距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