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在经济低迷时刻大多陷入失望乃至绝望之中，大型民营企业远东控股集团资深副总裁兼首席品牌官徐浩然却说，还有一条希望之路。
“低迷”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关键词。2012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万亿元，GDP增长首次跌破8%心理关口，降至十年来最低点。几乎所有制造业企业都步入低增长或者负增长，钢铁、工程机械、造船等基础行业尤甚。
转型，这个毫无新鲜感的说法，从未像今天这样现实而迫切。在经济低迷的当下，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远东控股）依然保持着较好的销售业绩和利润。全国工商联
按徐浩然的理解，企业应对当前危机有三种方式：转型、转变、转化。
“调结构是必然”
李强强：有人说，中国市场高增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一去不复返”这个判断说明当前的困难不是短期或者暂时的，有可能整个实体经济走到一个比较低的下行通道里面去了，你怎么看？
徐浩然：现在都在探讨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问题到底是结构危机还是周期性的危机？如果是周期性的危机，周期有低有高，到了低点会反弹起来。如果将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比作大海里的一艘船，就会遇到风浪、有时候天晴有时候下雨，这属于周期性的问题。但是如果遇到方向性的问题就必须调整，结构的调整就是出发时候方向走错了，要回到原地调整重新出发。美国、欧盟都处在金融危机之中，但是都没有说调结构，为什么当前国家层面一直强调调结构，可见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就已经明确这是一个结构性为主、周期性为辅的危机。
虽然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指标很高，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现实证明这种增长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温总理曾经在一些场合讲，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存在三个“不”：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可见我们结构性的问题非常大。结构调整成本代价是比较高的，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日本原先外向型主导的经济，也是带来了结构性的危机，他们调结构调了20年，现在还没有全面好转的迹象。
李强强：论据是什么？怎么判断是周期性危机还是结构性危机？
徐浩然：我国可能有超过80%的行业存在产能过剩甚至严重过剩，这些都存在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密集分布在低端生产制造、低质、低价的领域，而经济和社会及企业的发展需要的是高端产品和较高利润。长期以来，国内企业发展的“三低”——低利润、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导致了另外一个“三高”——高耗能、高污染、高成本，这就是中国企业存在的结构性现状。
李强强：这样判断，岂不是把整个“中国制造”在三十年里面取得的成绩给全盘否定了吗?
徐浩然：这不是否定。这是必经阶段，从市场产品严重短缺的没有“中国制造”到市场经济，到有了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向型为主的、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形态，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发展的必经之路。日本、美国、德国等所有发达国家也都走过了这段路，且必须经历这段道路。
李强强：是不是意味着前面增长得越快，现在越难受？
徐浩然：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当增长方式，结构性的东西错了，努力奔跑的方向错了，而跑的速度还很快，那就等于一场灾难。从这个角度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务实企业能力强”
李强强：远东控股是比较典型的实体企业，你从行业内大企业的角度来感受，这个冬天有多寒冷？
徐浩然：危机来的时候行业洗牌，一些中小企业经不起风浪死掉了。中小企业死掉以后反而能够为大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空间。
最近在与一些行业内的龙头企业交流中发现，这种洗牌对大企业来说反而是有好处的。大企业只要能踏踏实实做自己的实业的，没有去搞金融延伸，去搞泡沫、放高利贷，投资房市和股市、炒期货，那么它的抗御风险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可惜的是，当前一些企业，例如一些服装企业，主业只占整个产业的10%不到，都去炒房地产，炒股票，买矿山。当企业已经变成不是以实业为基础，一旦遭受波及很难躲避，产业空心很容易出问题。
李强强：有一个观点和你不同，就是大企业，做实业反而更能感受到痛苦，张瑞敏和柳传志也出来说了，二十年来从来没感觉到这么难受过。
徐浩然：很好理解。大风大浪来了，大船会摇晃，小船也会摇晃，摇晃导致大船出现恶心、呕吐，而小船就倾覆了，连活命的机会也没了。有很多中小企业死掉的，跑路的，跳楼的，但是大企业有吗？张瑞敏说难受，柳传志说难受，他们也只是难受而已，而有些中小企业已经死掉了，难受和死掉哪个受冲击更大一些？
大企业虽然难受，但不会死掉，所以我说只要踏踏实实做实业不会轻易死掉。我的观点是站得住的，如果有不同意见，我可以和他们辩论。
“‘三转’度危机”
李强强：关于如何度过当前的危机，有人认为是抄底的好时机，有人则认为应当收缩战线。你怎么看？
徐浩然：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企业体量的大小，市场占有率的高低，都是不同的。企业面对危机时，既要满怀信心地拥抱未来，同时也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我自己认为企业应对危机有三种方式：转型、转变、转化。转型是针对大企业。大企业转型要保持主业不变，采用更好的技术，获取更高的附加值，去采掘市场的资源。转型是针对大企业的，因为转型需要人才、资金、技术，成本比较大。第二个方面是转变。转变就是企业准确捕捉市场的机会。每个行业有不同的周期，准确把握市场机遇，在周期里面要切换。家电不行了收手做地产，地产不行了转变做文化产业，怎么都要赶上一顿饭，这叫做转变，也就是切换行业、寻找机会。在中国做生意，“官、产、学、媒、资”五种资源最重要。“官”就是政府的支持，“产”就是产业对你的支持，"学"就是科技对你的支持，“媒”就是媒体对你的支持，“资”就是资本的支持。小企业应该在官、产、学、媒、资里面梳理一遍，找出哪些对自己最有用，哪些对自己最有帮助，转化这些资源，在危机时整合资源为自己服务。
李强强：果断抄底和收缩战线，你觉得这两种方法更适用于哪种类型的企业，或者说，分别适用于企业的什么阶段？
徐浩然：如果实业占到企业的60%、70%以上，在有主业强大基础前提下，开疆拓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主业的内功没有练好，主业的优势都不具备，就想去摊大饼，得不偿失。任何一个企业都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生存的，别的人都在盯着你的市场份额，自己的城池都没守好，你就进攻别人，最后可能连自己都回不来了。所以必须先练好自己的内功，把城池加固好，然后再开疆拓土，每一个企业都是如此，无所谓大小。
“市场规律必须遵守”
李强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现在很热，也是调结构的依托之一。但是类似尚德电力、比亚迪这样的企业跟着政策引导去做战略性新兴产业，结果却并不如意，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正是政府引导的方向吗？
徐浩然：做新能源、做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但是要考虑具不具备市场的竞争力，而不只依赖于政府，如果没市场的考量，那风险非常大。
李强强：刚才我们提到补贴，现在感觉有些产业不补贴很难起来，但补贴又会造成很多问题。甚至有人就偏激地认为，政府不管的地方反而能发展得更好。
徐浩然：政府的职能应该分清楚，不是去用补贴和强制这类看得见的手去做一些看不见的手应该做的事情。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市场消费透支的危机，欧盟的金融危机是政府信用透支的危机。政府应该做的不是让公权力更多地去参与市场，不是去翻云覆雨把控市场，而是监管市场、服务市场，营造一个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
李强强：以前很多声音在批评国企，认为他们对市场竞争无所顾忌，因为不管经营情况好不好，总有政府在后面埋单。现在江西赛维和尚德电力的情况告诉我们，有一些民营企业也有这样的待遇了。
徐浩然：部分民企有一定规模了，享受类国企的待遇。
李强强：所以延伸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民营企业的国企化。部分民企亏得一塌糊涂，政府还必须得给钱，不然就破产，政府没法坐视不管。“政府服务过度”，这也是比较麻烦的。
徐浩然：这点还是干预的问题。干预有两种，一种是过度的制约，另一种是过度的扶持。过度扶持也是干预，扶持这些大企业容易造成不利的竞争环境。大企业可以用财政担保或者财政来输血，中小企业享受不了这个待遇。过度干预造成的是新的市场不公平，大企业永远死不掉，中小企业永远长不大。
李强强：正向的干预，也是在破坏产业生态环境？
徐浩然：一样的。正向负向都破坏市场环境。这么多年来，政府的有些定位还是很不清晰，政企还没有真正的分开，这都是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影响。
李强强：我们谈一谈民营经济“新36条”，这个意见出台的初衷是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至少也是要为民营经济松绑的，出台之后，政府还做了一些配套的工作，作为民营企业的管理层，你怎么评价“新36条”出台后的收效？有经济学家说，一些民营企业已经对经济体制丧失真实的认同感了，所以政府的刺激也会边际效应递减，你怎么看？
徐浩然：以前也发过一个“36条”，现在又发一个“36条”。“36条”雷声大雨点小，落不了地有几个原因：第一，政府宏观层面的文件具体到部门缺乏可操作性。要有一个实施细则，铁路怎样进，电信怎样进，要必须给这些部门一个实施细则，没有实施细则就变成一纸空文；第二，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跟中央“36条”目标相悖，国企老大，市场份额那么好，怎么去拱手让人？到嘴边的肥肉，吃得正欢呢，要把肉抢出来谈何容易；第三，出台“新36条”的时候中国大部分企业正在收缩期，企业收缩是因为没钱，政府指导投入，但是企业现在考虑的是保命。“新36条”看似美好，但可能还是形式大于内容。
李强强：你几次讲过企业国际化、全球化的问题，传统企业利用电子商务进行国际化、全球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是否同意？
徐浩然：中国企业全球化要想做好，首先应该做好国内化。国内化没做好，就开始全球化，甚至外贸占了很大比重，这对大多数企业不适用。其实中国市场就是最大的国际市场，在中国做好就已经算全球化了。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要全球化，只有产能必须靠全球化来消耗，企业技术已经在全球占领了一定的高度，很难被超越，资金人才技术都具备了，这才能国际化。中国企业走出去不容易，走出去成功的比例很低。远东国际业务只占到百分之十几不到二十。
中国企业要真正国际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中国真正出现了以民营为主的大型国际性企业群，中国的经济就大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