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最早是2006年由世界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Gill和Kharas在一份名为《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报告中正式提出：很多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生产要素禀赋、全球经济环境、体制机制、贫富差距等因素，原有的增长机制被锁定，经济增长和收入提升乏力，国民经济陷入长期停滞，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中等收入水平上限，最终无法实现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是南美洲部分国家，20世纪初的阿根廷一度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1920年其人均GDP3473美元，同时期的法国也只有3227美元。上个世纪70年代，阿根廷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阿根廷经济发展深陷困境，如今又再次面临本币大幅贬值、经济衰退等难题。“中等收入陷阱”似乎已成为阿根廷难以打破的“魔咒”。
“中等收入陷阱”往往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原因也不尽相同，主要的因素有：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同时，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陷入生产率停滞；过度依赖外部资源，核心原材料与资本、技术等全部依赖进口，经济内生发展动力缺乏；完全依赖天然资源，依靠出售初级产品获利，没有及时进行技术产业的升级，陷入“资源诅咒”；体制机制改革滞后，权力寻租引发贫富差距拉大，阶层矛盾激化；政治民主化背景下，政党轮换过快且“威权”与“民粹”不断交替，政策环境不稳定。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实质上是发展中国家从后发追赶向超越领先的转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并带动国民收入稳步上升的过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更是以技术进步、机制创新、社会完善、人民幸福感增强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9732美金，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距离高收入国家阈值差距进一步缩小。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仍在经历“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但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逐步展现出强大动能。目前，中国已建立起全球最完善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在高铁、通信、互联网等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中居于全球领跑者行列；中国逐步建立起全世界最庞大的医疗服务网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水平逐步提升。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更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