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质检体制机制的历史追溯以及国际比较分析来看，我国已经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质检体制机制。作为政府质检制度及其运行方式，当前这一体制机制以各质检机构为重要载体，以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和检验检测等为质量技术基础，以内外检统一的综合性质量安全治理为基础模式，基本满足国家质量发展战略需要。对照新形势下中央提出的“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升级”等重大战略要求，以及我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我们必须坚持改革、深化改革，不断完善中国质检体制机制。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必须坚持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引领，深入分析完善中国质检体制机制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在此基础上加快改革创新、加快理论创新、加快实践创新。
第一节中国质检体制机制的理论依据一、经济理论层面
经济增长与质量。通过连续几年的全国范围质量观测表明，微观的产品质量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质量中投入产出效率。我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异在于投入产出效率不高。质量观测分析表明，产品质量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使我国每万元GDP的平均能耗值（以吨标准煤计算）下降10%，每万元GDP的用电量下降8%。我们还通过整理分析我国从1995年到2014年的有关经济增长文献发现，我国近20年来经济增长质量没有明显改善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提高宏观经济增长质量的路径出现偏差，没有找到支撑宏观的微观基础。同时，我国产品质量结构的根本性逆转直接制约了经济增长质量中需求的提高。2013年的质量观测数据表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中性能和性价比等可用性的评价低于安全性的评价2.01个百分点。这种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说明我国的质量安全已经出现总体向好的逆转，另一方面也说明我国产品质量出现了结构性不适应，并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另据统计，目前在世界约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多种产品质量位居全球第一位，制造业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但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自主创新能力弱，缺乏关键核心技术，严重制约了我国质量发展乃至经济社会发展。
综上，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是微观的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的加总。微观的产品（工程、服务）质量决定了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我国宏观的经济增长质量的根本途径，是切实提高微观的产品（工程、服务）质量。
可持续发展与质量。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重点之一是通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促进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学重要分支的发展经济学，其研究结论证明：质量作为管理、科技等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德国和瑞士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微观的产品、服务等质量的提升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政府质检管理的宏观任务，就是通过质量的提升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质量。当前，全球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促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依赖明显增强，质量竞争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竞争的核心要素。世界各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加强政府对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和主权的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WTO-TBT/SPS等手段维护本国在国际市场的质量竞争优势，从而强化质检职能对国家经济主权地位的维护和提升。经济全球化的态势，要求质检体制机制在实现本国安全、卫生、健康、环保、反欺诈等正当性目标的基础上，坚持进出口商品检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国境卫生检疫的统一，维护国民健康安全、经济安全、农业和生态安全，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和通关便利化。
宏观调控与质量。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核心是政府宏观调控理论，突出对经济总量的管理，即通过政府的介入，克服和弥补市场失灵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根据凯恩斯的宏观调控理论，政府应当对社会总体质量状况进行宏观管理。通过对总体质量需求的管理，加强对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制度的总体设计，从而实现对质量的宏观管理。
供求关系与质量。经济学理论的基础，离不开供求关系、价格均衡和质量的有效传递。政府作为市场规则的重要制定者，在供求关系的质量信息不对称中，为质量安全和质量信息的公共性、准确性提供了重要支撑，从而解决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和质量安全的“负外部性”。供求关系理论要求，质检体制机制在市场主体理性行动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应当设计“激励约束相容”的企业主体责任制度，将质量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企业上；另一方面，政府要强化质量信息对消费者的引导作用，通过激励消费者发挥监督作用，拉动和倒逼企业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消费者主权与质量。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消费者主权理论，马歇尔加以发展，奥地利学派、剑桥学派以及哈耶克、弗里德曼等更是把消费者主权看作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原则。消费者主权理论，强调消费者对决定某个经济体系所生产的商品类型和数量时起着关键性作用。在现代社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中，消费者是起支配作用的一方，生产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意愿来进行生产。根据这个理论，消费者是质量最直接的感知者和最权威的评价者，质检体制机制要充分尊重消费者的地位，以消费者的满意程度作为判断质量水平高低的重要参考，并吸取消费者对质量改进的意见。同时，应当建立以服务消费者为中心的质量监管原则，对损害消费者权利的行为进行追责，并对权利受到侵害的消费者进行及时救济。
二、政治理论层面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3代领导核心都有过“质量第一”的重要论断。毛泽东同志指出：“质量要放在第一位，要提高质量、规格，增加品种。”邓小平同志强调：“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要想在国际市场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工夫。”江泽民同志提出：“质量第一，是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个长期战略方针。”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党和国家更加重视质量工作。胡锦涛同志强调：“增长质量和产品质量关系发展可持续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形象。”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强调要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五中全会再次重申了这一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针对质量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强调消费品质量、食品农产品质量、建筑工程质量，强调产品质量安全。李克强总理也明确指出，我们所追求的发展必须是提质增效升级的发展，提质就是要全面提高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特别强调要大力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紧紧抓住提高质量这个关键，把经济社会发展推向“质量时代”。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表明党和国家对质量的高度重视，政府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的职能应当不断加强。 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核心是政府依法行政，即各级政府及其组成单位都应当根据宪法和法律而建立，其职权和职责由法律规定，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程序由法律来确定，其是否越权和滥用权力由法律来评价，其权力行使过程及其结果受到法律监督与控制。建设法治政府，要求政府依照法定权限，创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为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提供法制保障，通过法律形式明晰管理权限与责任边界，不断提升政府依法依规管理社会的能力。 公共管理。公共管理区别于其他管理的根本标志是其公共性。政府履行公共管理职能，也就是政府依法规范公共权力、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同时接受公众监督。公共管理理论强调，政府的质检管理应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职能，区别于企业根据自主决定来提供的质量产品。质量的私人属性可由个人自主决定，但政府基于安全、卫生、健康、环保和反欺诈等公共性需要，应当提供质量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三、文化理论层面 总的来说，可以从产品、制度、价值理念3个层面进行研究思考，并且是动态的。产品是文化传播的载体，我国在产品上往往多依附而少原创，因此社会层面多造假，制度层面多符合、监管，价值层面少创新、创造。过去我国基于特殊国情强调质量符合性是对的，但原创性不够。一有创新，人和组织多有自豪而更为诚信，依附则无自信无自豪无灵魂。 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建设是指通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体育、卫生、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事业的建设，用体现时代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和文化活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知识水平，陶冶人们的高尚情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建设可以通过物质文明的建设，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公民整体素质。文化是国家实力的象征与体现，我国正在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着眼于国际竞争的新趋势，大力推动文化发展，发挥文化对国家整体发展的引领作用。积极建设质量文化是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质量文化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当它成为一种科学核心价值观时，它是精神动力、吸引力，是软实力；当它转变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国家质量政策时，它又是物质生产力，是硬实力。德国人讲究严谨、诚信，上世纪50年代德国实施了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质量政策，树立了德国制造可靠、高质量的形象；美国人崇尚自由、创新，上世纪80年代推出国家质量奖等综合性质量政策，重新激发了汽车等行业的竞争力，扭转了竞争能力下滑的颓势；日本则是综合创新，吸收了一系列国外先进质量文化，结合实际形成独特的质量文化。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努力塑造一国的质量文化，能够促进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和竞争能力。 在质量文化建设中，一方面，应当注意质量文化根植于本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脱胎于传统文化，是对传统文化的凝练和提升。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质量文化的精华，要进一步弘扬。另一方面，文化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规则，既能够对质检管理产生软约束，又能够促进法律等正式制度发挥作用。根据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非正式制度。对我国质检体制机制的制度发展而言，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法律等正式制度共同构成了质检管理的制度体系，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类型。因此，在借鉴国外质量管理体系时，要特别注意制度生长的文化土壤。没有内生于文化的质检体制机制，机械引入“硬制度”，都会水土不服。我们应当构建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之上的中国质检体制机制，做到自信、自觉、自强。 文化认同。文化建设需要形成核心价值观，需要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形成需要人们的共识，全社会的高度质量自觉能够促成全社会的共识，从而对质检体制机制产生约束力量。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而言，信用和契约意识是整个社会文化的基础，也是质检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文化基础。质检管理的本质，是对质量信息与质量数据的管理。我国质检管理中专业技术手段的分化与不统一问题，加剧了质量信息的不对称性。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现实，迫切需要全社会树立质量信用和契约意识，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建立完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质量观，形成质量制度共识、价值观的共识。在质检内部，要跳出质检看质检，积极推动大质检文化建设，发挥质量技术监督和检验检疫内外检业务的整体效能，更好地优化全系统资源，进一步提升质检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有效性。 文化传播。文化传播又称文化扩散，是指人类文化从创造点散布到接受点的过程，实质是文化价值传播，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延伸。它给文化接受群体带来新的文化因素，甚至在传播中常常赋予原创价值以新的文化价值效用。产品是文化传播很好的载体，是树立中华文化国际形象的重要媒介，在质检管理中必须强化这一理念。只有原创才能发挥载体作用，否则承载的是加工者的质量，而加工者质量是几流的质量？文化传播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教育就是一种重要方式，甚至是一种基础性手段。从教育的功能层次来看，最深远的功能是影响社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因此，质量文化的形成可以通过广泛开展质量教育来推动。应当把质量教育作为质检管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通过加强公民质量素质培养，推动质量文化的传播，实现质量文化传播的大众化和日常化。同时，应通过建立日常的传播和教育机制，推动质量科普，传播大众可理解、可掌握的质量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