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彬:我与“质量万里行”的不解之缘
发布:2018/11/09 09:54:51,浏览:67

口述:刘兆彬(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会长、北京大学质量与法治研究所所长、原国家质检总局总工程师)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是造假现象严重。社会上出现了假药、假酒、假烟、假食品,还发生过几起大的假冒伪劣产品致人死亡的恶性案件。鞋子穿一个星期就破了,衣服穿上身很快就掉色了。我记得在1992年买了一台电冰箱,结果只用了8个月就坏了。那时候,整个中国经济处于市场经济的萌芽阶段,各种不规范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产品几乎覆盖人们衣食住行各个领域。

正是在这样一种紧迫的形势下,1992年4月28日,国务院首次召开全国质量工作会议。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讲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主持会议。这是我国第一次就质量工作召开专门会议。会议指出,“质量意识是存亡意识”“不讲质量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紧接着开始质量立法的研究。1993年国家出台了《产品质量法》,明确了企业的产品质量责任,消费者可以依法维权,政府可以依法监管。

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如何打击假冒伪劣、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已成为社会的热点与焦点。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艾丰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这个问题。

我和艾丰早在1987年就相识了,当时我还在北京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中国企业家论坛,这些都是艾丰最早倡导的。1991年,我在中央党校当老师,艾丰正好在中央党校学习,于是我们有了更多深入交谈的机会。记得当时艾丰告诉我:“我正在策划一个大活动。”我很好奇。他说:“活动叫‘中国质量万里行’,就是充分发挥媒体的新闻监督作用,对社会上的假冒伪劣产品进行曝光,配合政府打假,为消费者维权,通过新闻监督的力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艾丰对于活动形式、哪些媒体参加、如何确保活动效果等具体内容都有了很深入的思考。我记得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一个晚上。我当时听了很兴奋,我说:“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也很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艾丰还专门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作了汇报,得到朱镕基总理的大力支持。同时,这一策划还得到了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国家技术监督局等政府部门的支持。在大家的努力下,成立了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

1992年2月,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国家技术监督局等13家新闻单位和有关部委局发起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正式启动。直到今天,我仍对中国质量万里行组织的“打假治劣万里行”出征仪式记忆犹新。四路采访车、四路媒体人,从北京天安门广场声势浩大地出发,深入到工厂、企业、农村、矿山,调查接受消费者投诉,了解质量状况,曝光假冒伪劣,中央电视台还对出征仪式进行了现场直播。

1992年2月1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率先报道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首都各大新闻单位刊出第一批质量万里行通稿,揭开了质量新闻集中报道的序幕。

活动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群众称赞: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巩义市劣质电线问题、合肥家电厂生产不合格燃气热水器导致数人死亡的问题、“假郎”“野郎”酒案……1992年2月~3月,中国质量万里行电视报道组,历时近两月,行程6000多公里,采访了众多企业、消费者,播出新闻60多条。可以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成为当时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活动。

1992年9月,在第一届中国质量高层论坛上,朱镕基讲到:“我们组织了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群众对活动评价很高,中国质量万里行最好搞成中国质量天天行。”各地消费者有了媒体监督的力量,通过投诉、举报,社会监督机制初步形成了。

虽然当时我还在党校工作,但很关注这个活动。1999年,我调入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中国质量万里行已经改为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1994年改名),成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由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管理。2000年,我担任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法规司司长,同时开始担任中国质量万里行促进会副会长。我与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关系更加紧密了。一直到2016年年底,我总共担任了十几年副会长。2016年12月25日,促进会举行第四届理事大会,我被选举为促进会会长,继续续写与中国质量万里行的不解之缘。从与艾丰同志一起就万里行活动的策划进行讨论,到现在担任促进会会长,20多年时间里,我对质量万里行有着很深的感情。

自从担任副会长以来,我几乎参加了促进会举行的所有重大活动,有几个方面让我印象深刻。促进会这些年来在打击假冒伪劣、为消费者维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我们统计,质量万里行先后揭露了100多个假冒伪劣大案要案和800多个“黑窝点”,我们还设立了30个省级地方投诉站,累计受理投诉举报近40万起,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10多亿元。

促进会在扶优扶强、围绕政府中心工作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最早在中国提出品牌建设,召开名牌高层论坛,可谓“一手打假,一手扶优”。我们还开创了很多社团服务的新形式,有很多创新活动。比如,组织了首届中国服务质量大会;成立了“蜂业委员会”,将蜂业的质量提升与扶贫、大健康相结合。

在国际合作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创新。2017年我们组织了中瑞工匠精神高峰论坛,中瑞两国钟表大师汇集一堂,共同探讨什么叫工匠精神,怎样传承工匠精神;中法品牌高峰论坛也取得了很好的交流效果。

这些年来,促进会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艾丰、潘岳、蒲长城前三任会长的领导,离不开历届秘书长的辛勤付出,特别是历届总局领导的关心和新闻媒体的大力支持。《中国质量报》这么多年来也为宣传质量万里行做了很多工作。可以说,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件事一件事地创新,一件事一件事地务实,为消费者服务,为企业服务,为政府服务。

担任会长以后,我继承了前三任会长的思想精髓,那就是促进会一定要时刻高举打假治劣这把利剑。同时,我也在思考,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促进会的工作应该采取“打假”与“促进”并重的原则,将提升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作为工作的主题,更好地发挥促进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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