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东:让质量工作“热”起来
发布:2019/01/24 14:24:32,浏览:672

我是1991年参加工作的,进入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301所)最开始是干可靠性工作的,这是工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质量的一个重要领域。到了1996年,我开始干质量工程工作,无论是可靠性还是质量工程,都比较偏微观质量领域,所以《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以下简称《振兴纲要》)编制及出台我没有赶上参与。但非常荣幸的是,《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以下简称《发展纲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出台的《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这两份我国重要的质量文件都有幸参与其中,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301所是航空装备及军工领域的专业机构,专注于军工标准化与质量工程的研究与应用,在质量领域的研究一直都自己的特色。在原质检总局发出全国招标的“英雄帖”之后,301所也积极投标并最终中标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干了5年质量工程的我开始与原质检总局合作,完成这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当时,我国在质量方面其实也有4个主要的量化指标,主要是产品质量等级品率、质量损失率、工业产品销售率和新产品产值率,并且还有两个重要的统计系统,即全国千户重点工业企业质量信息网和全国75个重点工业城市质量信息网。但是,我们觉得这些指标计划经济的色彩相对比较浓厚,于是结合国内外的经验和中国的实际,推出了一个新的重要指标体系——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

2006年9月12日,作为全国“质量月”活动的重要活动之一,原质检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公报》。根据测算结果,2005年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为78.98,实现了连续7年稳步上升。原质检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局长都亲自出席了新闻发布会,而我国首个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发布以后,也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新闻媒体均对此作了积极报道;美国有新闻媒体声称,这是“中国制造”时代来临的重要信号。我由于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项目,也与原质检总局彼此熟悉起来,因此也有幸成为后来即将制定和出台的《发展纲要》的参与者、亲历者和见证者之一。

2009年,在《振兴纲要》即将完成历史使命“到点”之际,经国务院授权,由原质检总局牵头,准备制定出台一个新的国家宏观质量方面的政策文件,既延续《振兴纲要》的成果,又指导新时期的国家质量发展和质量工作,这就是后来的《发展纲要》。当时由原质检总局总工程师师张纲牵头,主要有两套“人马”来做《发展纲要》的编制工作——一套人马是编制组,主要负责《发展纲要》的编写工作;一套人马是专家组,主要负责给《发展纲要》的编制“提建议”。我是专家组的成员之一,当时这个组有许多国内质量领域的专家,包括高校、研究机构、协会以及政府等方方面面,共有十几个人。

我们专家组的主要工作就是参与《发展纲要》编制过程中“出主意、提意见”,所以会不定期参加一些研讨和讨论,每个专家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领域,对《发展纲要》中的一些理念、条款等提出意见建议,供编制组参考及修改。我根据自己在宏观质量评价及质量竞争力指数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和心得,对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有的经过充分考虑之后,最后进入到了《发展纲要》中,应该说既感到自豪也感到高兴,毕竟最为质量战线上的一员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2012年2月6日,《发展纲要》由国务院正式印发,成为新世纪第二个十年重要的国家宏观质量发展的指导文件,也是国务院颁布实施的第二个重要质量发展的文件。从颁布实施至今,《发展纲要》已经“服役”超过了6年,还剩下最后较为关键的几年。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发展纲要》的实施算得上“有得有失”吧,得的方面主要是促进了中国质量整体水平的提升,这一点从我们一直在做的质量竞争力指数方面也可以得到佐证。从2006年至今,我一直在做质量竞争力指数的研究和发布工作,从质量竞争力指数来看,我国质量水平已经进入了“中等竞争力”阶段了(2006年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为79.98,尚处在“欠竞争力”阶段;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到2017年质量竞争力指数达到84.47,首次突破84分,越过了“初等竞争力”与“中等竞争力”的分界线)。而从区域和行业来看,上海、北京、浙江、天津、江苏、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电子通信、医药制造、仪器仪表等行业得分相对靠前和较高,与我国的整体质量水平相吻合。“失”的方面主要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专项工程、量化指标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与实现,应该说是一大遗憾。

2016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要树立质量第一的强烈意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提高质量标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2017年3月,全国两会在京举行,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广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党和国家接连两次重要会议提出要“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相当于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号召。“党有号召,我们就要有行动。”原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表示,《指导意见》是质量主管部门主动破题,做好文章,交出的满意答卷。

非常荣幸的是,我参与这份“答卷”的答题。其实在《指导意见》编制之前,我们301所曾经配合质检总局专门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过一个“质量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材料,是关于加快“提质量”的政策建议,核心意思就是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中增加一个“一提”——提质量。这份政策建议文件得到了中财办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算是给《指导意见》的编制预热了一下。

与《发展纲要》不同的是,在《指导意见》的编制和出台过程中,我是编写组的一员,参与了部分章节和条款的编写工作,应该说这工作既神圣又非常辛苦,那段时间也经常加班加点,和一群为中国质量事业加油鼓劲的人们共同战斗。

2017年9月5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正式发布实施。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质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在我国质量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因此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必将对我国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作为参与这份纲领性文件编制的一员和一名质量领域的工作者,应该说《指导意见》有许多创新之处——包括许多新的提法和措施,比如建立质量分级制度、倡导优质优价、质量竞争型产业发展、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效能释放、加强党对质量工作领导,等等;也非常全面——毕竟在编制过程中多次征求意见,经过40多个部门会签一致同意,涵盖了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等方方面面。

无论是《发展纲要》还是《指导意见》,都只剩下最后最为关键的两年实施时间,而2020年“四个全面”的实现,我想也离不开质量,比如全面小康不能没有质量。从微观层面来看,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实物质量要提升;从产业层面来看,我国的质量定位过于靠近低端,质量成本没有弹性,质量溢价低,不利于参与全球贸易竞争;从消费层面来看,有需求一定有供给,质量的关键是创造需求,产品设计、制造等的质量要对接消费者期望与需求。作为国家重要质量政策文件的参与者、见证者和经历者,作为一名质量领域的研究者,我的体会是现在我国的质量工作有些“两头热”(高层很认可很重视、基层老百姓有需求有期待),但是“中间层”还没热起来,要想做好质量提升必须要让中间层热起来,需要政府、市场各方面共同努力;质量发展还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必要时应该制定《质量促进法》和《产品责任法》;质量强国和质量发展最终还需要人去实现,质量工作最重要的还是人的工作,因此需要真正重视质量的企业家、精通质量设计的人以及在岗位上履行质量保证职责的人(主要是质量工程师和工匠)。有了这样“3种人”,再借助科技的力量,不断加强质量基础设施(NQI)建设,就一定能够提升我国整体质量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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