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字面意义理解，市场监管是有关部门的职责和权力。在政府职能权重指数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市场监管看成是政府部门的权力。殊不知，市场运行的千般变化，怎一个监管了得。不顺应市场经济规律，我们的政府部门就会在市场中忙得焦头烂额而不得其所。
记得2006年，北京有家叫蜀国演义的酒楼一下子声名鹊起。原因是它销售的凉拌福寿螺让上百名消费者在食用后，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病”。这家酒楼被查处，北京禁食福寿螺。全国范围谈福寿螺色变。
有问题的食物不吃原属正常，但问题的另一面就不那么简单。仅仅两年时间，昔日餐桌上的美味，就变成了田间的祸害。
2009年夏季，南方频传福寿螺入侵稻田的消息。湖南浏阳市发生福寿螺大量繁殖入侵农田灾害。截至当年5月，浏阳全市共在9个乡镇的10万余亩稻田中发现了福寿螺，部分农田早稻秧苗受损严重。浏阳当地政府部门对此高度重视，采取出钱收购等方式全面打响福寿螺歼灭战。
据说，市政府出巨资收购福寿螺，然后进行无害化处理，但成效并不显著。北京市后来准许酒店经营福寿螺，于是，南方的田间很快就不再有福寿螺危害了。
这是一个食品安全牵出农业安全问题的案例，让我们看到了社会问题的普遍性与关联性。而笔者看到的却是其中的利益与祸害转换的市场原理。
北京餐桌上的美味是怎样变成浏阳田间祸害的？究其原因，是市场的利益通道被堵塞了。市场通道一旦畅通，田间的祸害又重新变成北京餐桌上的美味。浏阳市政府出巨资，成效却不够显著，说明政府的力量与市场力量对比是有限的。福寿螺事件给市场监管者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如何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市场规范，让市场规范问题在市场利益机制下自行消除。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市场规范的顶层设计上并不缺少对利益相关者的考量。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比如有奖举报制度等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原本可以更好地规范市场的举措总是让人有用起来别扭的感觉。比如消法第49条的“假一赔二”问题，当年的起草者著名法学家河山在第一稿中写的是“假一赔
同样的情况在有奖举报制度中也颇有谐趣。笔者关注许多有奖举报条款，几乎清一色设定奖励的上限。有奖举报奖金的上限凸显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关部门将举报制度从规范市场的落脚点，转到了在处罚金额与奖励金额分配上与举报者相博弈的出发点上。这一博弈的结果是，举报者没有积极性，举报制度形同虚设。
职业打假人走了，基于奖励的举报者也不来了。剩下的是忙碌且忙不过来的执法者。
从市场生态而言，职业打假人和知情举报者就是违规者的天敌。自然界中，天敌是大智慧的造物主维护生态平衡的链条。同理，市场生态中为违规者设计天敌，也应该是政府监管市场的一种智慧。
从表面上看，职业打假人和知情举报者力量的弱化是市场利益通道不畅的结果，甚至可以理解为某种价值观扭曲的结果。但是，站在市场监管的最高层，从指导思想上去解释，归根结底，是我们在市场监管理念上缺少“群众路线”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
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路径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求我们充分调动人民群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将其运用到市场监管的实践之中。普遍意义上的群众，其实就是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的消费者、经营者、违规案例的知情者。他们之中，不乏胸怀正义、不图利益的举报者，当然也不排除以此谋生的职业打假人。相信并依靠他们的前提是，他们是市场经济走向规范的促进者。（杨荣坚）